【多党合作·历史记忆】致公党重大历史转折的珍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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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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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6日,致公党中央理论研究会、党务研究会和致公党江苏省委会在江苏常州联合举办纪念中国致公党“三大”召开70周年理论研讨会2017年是致公党“三大”召开70周年。

时光荏苒,岁月变迁。

重温70年前那次让致公党浴火重生的历史转折,那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和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依然深深地打动着我们,给予我们“不忘合作初心”的信念与力量。

抉择中找到民主复兴之路致公党由爱国华侨社团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发起,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

致公党建党初期,中央总部设在香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寇占领,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活动,而各国各地区的致公党(堂)组织仍然和所在国及地区的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愿望,悍然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力量,实行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开展了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国正面临何处去的抉择。

同时,包括致公党等在内的民主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世界民主潮流的推动下,普遍觉悟到必须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强烈要求实现国家民主化,要求让人民参政,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力。 他们积极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希望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中国的政治改革,把中国逐步建成为一个民主政治国家。

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力量,包括海外侨胞,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的《两个中国之命运》和《论联合政府》两部论著,使致公党人对争取国家民主复兴的道路更加明确,他们深深地感到,曙光就在前面。

在中共帮助下恢复致公党组织抗日战争后期及胜利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华南分局同志的引导、支持和帮助,使致公党人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决心恢复致公党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致公党老一辈领导人黄鼎臣(致公党第七、八届中央主席)、伍觉天(致公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副主席)都曾写下回忆文章,他们生动的叙述再次将我们带回到那一段振奋人心的历史之中。

1940年底,黄鼎臣被重庆《新华日报》聘为医药卫生顾问。 在渝期间,他曾与司徒美堂、陈其尤等致公党上层人士有过接触,并配合帮助他们了解情况。 中共华南分局许涤新同志当时从事联系民主人士的工作,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 许涤新征求黄鼎臣意见,希望他为联系致公党做些工作。

黄鼎臣欣然同意,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1942年秋,伍觉天从澳门回到重庆。

在一次聚会中,他与许涤新相遇。

相谈间,许涤新直言道:“国民党阴谋制造‘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更加明显了,几位从国外不避艰险回国来参加国民党的所谓‘参政会’的正直侨领,莫不愤恨万分。 他们越来越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因此,重新恢复致公党中央总部活动,对联系海外华侨,参加中国的革命斗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许涤新还强调:“当然,恢复致公党中央组织的工作,不会一点问题也没有,在具体工作中,中共方面将义不容辞地给予帮助。

”这次谈话使伍觉天深刻认识到华侨和祖国革命事业息息相关,恢复致公党中央总部工作是祖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多年后伍觉天在《忆与许涤新同志的一次长谈》一文中回忆起这段往事:“祖国在召唤,我决定把参加这项工作作为踏上祖国革命斗争道路的坚实一步。

”1945年年底,陈其尤回到香港,着手恢复致公党的组织活动。

1946年4月底黄鼎臣应陈其尤邀请,前往香港参加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

陈其尤将国民党企图拉拢致公党,但遭到了陈其尤、陈演生等人断然拒绝的情况对黄鼎臣坦诚相告,并真诚希望他参与帮助重建致公党。 会议上,黄鼎臣深入分析了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指出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党派没有中立余地,致公党应该参加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 这一主张得到了其他与会成员的赞同。

会后,黄鼎臣经陈其尤介绍加入中国致公党,开始正式参与致公党重建工作。

从1946年年中到1947年4月间,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 当时,华南分局的方方、许涤新、连贯、饶章凤等都对致公党的重建工作给予了许多帮助和指导,还介绍了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加入致公党。 黄鼎臣记录下了这段历史。

在《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永放光芒》一书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正是由于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许涤新同志的正确指导,我们积极争取致公党的上层人士,推动致公党召开‘三大’,进行改组,发表声明反对美蒋互相勾结发动内战,支持中共的正确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使致公党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 ”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而斗争陈其尤先后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华南分局同志的引导,思想上产生了飞跃,积极主张恢复致公党,并且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他思想上的进步影响并带动了致公党总部其他成员的思想转变。

他和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在香港带领在港同志积极进行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同时在中共华南分局的指导下,与中共密切合作,旗帜鲜明地开展了一系列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 1946年11月2日,《中国致公党对时局意见》发表,意见提出:应该按照“政协”(即“旧政协”)决议,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谴责国民党不顾“政协”决议,单独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指出此种举措可能引起全国分裂的危险;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其对华的错误政策,立即撤出驻华美军,停止助长中国内战之一切物资援助,并声明致公党愿与为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任何党派携手合作。 1947年2月27日,《中国致公党对时局宣言》发表。

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取消“钦定”的伪宪法,立即实施关于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四项诺言;立即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由国共双方协商全面停战,实现和平;扩大党派协商会议,遵循“政协”的路线及精神,解决国是争端。 宣言还谴责国民党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护侨政策,为广大海外华侨的利益奔走呼号。 通过发表一系列声明,致公党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是中国社会不安、民族危机的总根源。

这一时期,致公党的组织活动逐渐恢复并且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形成有力支持,同时也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从而为召开致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了政治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